传销的群体意识分析

直销法和安利事件，对泛滥横流的传销市场肯定是一个不好的消息。但是作为直销的黑暗影子——传销（这是一个特定意义的词汇）的约束作用——我们不应太过乐观。促成一种人群行为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条件肯定不止一个，但其中肯定有关键力量。

中国市场的不平衡性不会在一夜之间改善，而这个特征正是传销生存的社会经济根基。经济不平衡性不改善或者继续恶化，对直销扭曲的利用就不会根本改变。这与法律无关。

精神特征是由经济状况决定的，但是又有其独立的原因和现象，现在再回过头来看那些传销事件就能够不从人的主体性上去看待，环境很重要，但个人的价值认知也不应被忽略。

因此当我们在使用“首恶从重、胁从从轻”的打击工具进行传销的社会整治的时候，千万别忘了个人价值观的深刻性和普遍性以及合理性。

认识的多面也有利于解决方法的多面。

二、奴性与神性：“受害”怎样界定

参加传销的“受害者”（姑妄称之）大都有一种暴富的侥幸心理：不劳而获。在历史上以我国长久而持续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为渊源。相关的意识形态控制手段非常有效和成功。这区别于欧洲的领主庄园制，为什么在某些西方国家发展积极的东西到国内都变味了呢？生存的基础是主要依据，但历史遗传的思维惯性肯定有其作用，那些愚民的政治意图和神性崇拜的帝王意志都源于对基础生活和生产资料的占有和独占，在这个密闭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中，模仿和崇拜是很自然的，而欧洲的领主庄园制则是一种较为开放的金字塔模式，相当的思潮都须经历怀疑和辨证的接受前提，而且流派相对复杂，社会系统越复杂其合理性就越强。所以比较在中国更容易形成扎堆和迷信的蔓延现象，神性特别是超越现实世界的神性往往使人忽略过程而单纯依赖结果，这方面不劳而获就非常合胃口了；

应当指出的是，就是在现在的中国市场依然存在如上两种分层现象：　　　

近代以来则是内外因诱导下的奴性思想，个人可以同时具备两种身份：做奴才时是受害者，做老爷时是施害者。两者一调换就出现传销在中国的人文现实。传销的主体是广大不发达地区的贫困者。在政治和社会版图上他们是弱势群体，不远千里万里为着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来，想都不想（想也是白想，都是一些糊涂帐和白日梦）就一下子扎进了希望的冰窟窿：同样的感觉给了我们同一首歌。幻想被远方的什么东西突然拯救，这依然是封建神话运动的衣钵，只不过这次的对象确实在人间，那就是运气。

如果说以上的遗传是外在的因素的话，那么知道了受害还不马上走出来而是助纣为虐，不甘心牺牲，不愿放弃，这种小农经济思想却是参与者自己的思维驱动了。

另外，明知故骗的原因不仅在于文化心理，往往表现出对社会信用的反感和失望，比如执法的声誉，用法的成本，权益法的宣传教育等等环节哪一环不行就有可能促使他们选择冒险的但是成本低的神性拯救。技术、实证和文明心性在深刻的低等的浪漫主义群体里显得势单力薄。

三、利益：矛盾被温柔地包装了　

资本从出生那一刻开始，从头到脚、全身上下每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资本疯狂的实质还是人性贪欲的极至。得到第一次好处之后，总不舍得放弃，于是就有传的生动性了。传就是传销借以下线的扩大来提高自己盈利水平的手段，这和一般的市场营销的所谓的市场占有率观念一致。传销组织层“一颗红心（钱），两手准备”：